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第21/30页）

　　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和十三年（公元1640年）来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其所见所闻载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张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

　　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

　　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张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张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张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未遵张献忠令读条文，以致冒犯张献忠，被鞭打至死。还有位官员，因谏张献忠少杀无辜，而被重刑处死。

　　因为酒喝得太多，张献忠精神也出现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独坐饮食，喝闷酒，忽然见到空中伸出千百只人手来夺自己案上的食物。张献忠吓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么都没有了。

　　举杯消愁愁更愁，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他平生极为厌恶官场风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连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

人命在我，我命在天

　　如果斗胆说一句张献忠是杀人魔头，也许并不过分。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并自诩的。

　　张献忠想必有时也对自己心中经常涌动着的无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猜测为身负“收人”的使命。谷城受抚期间，他曾命人为湖北上津县新修的关帝庙题写碑文，其中写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

　　这一解释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中国人通常认为那些乱世豪杰，都是“应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来，收缴人口的专员。比如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水浒传》故事，劈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言水浒群雄乃被封锁于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恼下方生灵”。

　　然而，遍数中国历史的豪杰人物，坦然宣称自己身负“下界收人”的使命，并身体力行，乐而不疲者，唯张献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冲动，他报复的强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几乎找不到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这一人生观在他那著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每个起义军领袖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怀有敌意。张献忠作为一个社会最下层的贫民，理所当然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总是仇恨最深。而张献忠的问题在于他的敌意不仅仅是对准了社会的不公平部分，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充满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