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基础：富强还是文明？（第9/11页）

五四的启蒙阵营，不仅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也包括梁启超、杜亚泉等文化温和派。他们在思想上是介乎父子之间的两代知识分子，本来作为启蒙导师的梁启超到五四时期渐趋边缘，风头让给了更加激进的《新青年》一辈。然而，无论是主流的《新青年》《新潮》，还是取“另一种启蒙”姿态的《东方杂志》《晨报》，他们都具有某种“立场的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不是建立在对东西文明的态度和认知上，而是对文明问题本身的重视。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之初提出近世文明和东西思想之差异，很快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予以回应，比较“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方文明，双方随之展开一场有关东西方文明的大论战，其持续时间之长（从1916年《新青年》《东方杂志》之间的论战爆发，到1922年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展开的持续讨论，最后到1923年被另一场科学与玄学大论战所替代），参与学者之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杜亚泉、梁启超、钱智修、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等），为近代中国思想史所罕见。[51]重要的不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而是分歧双方所共享的“立场的同一性”：中国现代性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富强，而且是文明；不仅是富国强兵或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同时也是核心价值的重建和文化精神的提升。陈独秀认为在器物、制度变革之后需要文明层面上有“伦理的最后觉悟”，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自洋务运动之后花了60年功夫才明白中国的现代性“既不是什么坚甲利兵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实实在在是两文化根本不同的问题”，“才渐渐寻到这个根本上来，把六十年支支节节的问题一齐揭过，直向咽喉处着刀”。[52]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和民初共和实验，到了五四时期，终于从对国家富强和制度合理化的追求，一步步逼向了文明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东西文明的独特性？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何在？中国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普世性的现代性历史发展进程？

在五四东西文明大论战中，基本形成了现代文明整体论和东西文明二元论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路，但它们彼此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而是有明显的相互渗透的现象。陈独秀虽然坚信西洋文明代表着新的未来文明，中国文明是旧的落后文明，但他的论述是以东西文明的不同性格作为前提——这些前提性的分析又是与其论敌杜亚泉所共享的，陈独秀要通过东西文明的历史叙事，将东西文明的空间性关系转换为新旧文明的时间性序列，即汪晖所认为的“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53]，后来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基本延续了陈独秀这种“空间时间化”的叙事策略。与此相反，杜亚泉对中西文明的历史叙事，通过对“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元化空间性比较，具有明显的“去时间性”特征，他明确指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54]西方文明不再是普世的历史终结，由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东西文明是多元的，各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后来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也是以这一思路作为出发点，建构其物质与精神、制度与伦理的文明二元论架构。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张君劢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的浪漫主义者，是对启蒙运动中普遍人性和整体主义的反弹。然而，正如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所指出的，在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那里，“普世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都深深地渗透到这一代人的血液之中”。无论是洪堡、赫尔德，还是稍后的费希特，这些浪漫主义者们是在统一的世界主义精神之中，看到了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情怀可以在完美塑造的人性之中获得内在的结合。[55]五四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者们也是这样，即使他们坚持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其中西文明二元论也不是彻底的，依然拥有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情怀。他们与其说是从中国文明特殊性的角度，倒不如说是从整个人类和世界文明发展的视野，比较和思考中西文明的独特性，并通过调和与综合东西文明以告别19世纪的旧文明，创造20世纪的新文明。

梁启超在欧游回国之后大力倡导“新文明”，这一“新文明”不是仅仅适合中国的特殊文明，而是适合整个人类与世界的普世文明。他说，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中国目前一个绝大的责任，“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56]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明自觉，对人类和世界自觉担当的文明责任。梁漱溟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方面将中、西、印哲学视为不同民族文化和意欲所决定的多元文明路向，另一方面又从普遍人性的视野，认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将先后走过西方、中国和印度文明的三个阶段。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叙事策略，却透露了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的内在态度：所有的文明都是基于民族历史文化和心理条件的特殊性文明，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文明是同等的、各有其价值的；然而它们之间又并非不可通约，在人类发展的普遍历史之中，东西文明都有其合理的、适当的历史位序。不能抽离了全球的背景个别考察东西文明的历史意义，中国文明的价值只有置于人类普遍的历史之中才能得以最后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不愧为轴心文明的子孙，他们的文明自觉，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不是以排除普世价值为前提，而是从普遍人性和全球利益的视野，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前途，人类所能共享的好的价值、好的生活和好的制度。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文明自觉，是五四时期独有的博大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