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7/21页）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峻问题。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二）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汉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罕王”努尔哈赤即如此。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罕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对待汉人的问题远比他明智。年轻一代总是比老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皇太极即是汉文化的坚定拥趸。即位以后，他热衷于组织文化人翻译汉文书籍，出征之余，经常手把一卷，从《三国志》《金瓶梅》到《孟子》，看得津津有味。在汉文化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远比“老罕王”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的自信。他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汉文化相比满文化的巨大优势，如果不借助汉人的智慧，他没有可能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满民族也没有可能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状态。

事实证明，皇太极的汉化政策是满族人崛起中的关键步骤。他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招徕汉人中的人才，洪承畴、祖大寿、“三顺王”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投奔到后金。他利用汉人的方式组织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集权能力和行政效率。他设立八旗官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在他的影响下，满族上层社会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满族人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为满族人日后取得天下，做好了至关重要的准备。

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汉化”的另一面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满族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精致，贵族子弟们身上的武勇精神开始出现退化的征兆。他们对父祖们惯用的弓箭开始不感兴趣，而更喜欢追求汉人提供的种种消遣用品。皇太极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苗头，对此十分忧虑。他提醒贵族们说：“过去太祖皇帝之时，我等闻听明日出猎，今日即调鹰蹴球，积极准备。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唯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备马披鞍，自炊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病，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问前，而唯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

这个在满族人中第一个系统读过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十分清楚本民族的优势和劣势。他很清楚，满族军队之所以在汉人面前节节胜利，就是因为满族人身体里面异于汉人的那些特质。如果最终他们征服了汉人，却失去了本民族的天性，这对他们来讲，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个问题缠绕着他，使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征服天下的梦想是否明智。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在写给敌方将领袁崇焕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为什么他几次引兵入关，都迅速返回：“我父亲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昔日辽金元各朝，不居其国，入处汉地，几世之后皆习染汉俗，深为可虑。所以我们打算听任汉人居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仍居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

这个解释也许并非完全是托词，而是确实反映了皇太极内心深处的一种担忧。

随着满族西进的步伐越来越快，“汉化”现象也越来越迅速地在满族人的生活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满洲人开始推崇汉人的礼仪态度、语言文字甚至衣冠服饰。他们开始觉得“饽饽”远不如汉人厨子做的大菜好吃，觉得全是口语的满语太鄙陋，甚至觉得箭袖马褂太不美观。许多贵族换上了汉人的宽衣大袖，并且给皇太极上疏，要求皇太极更改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