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3/16页）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懒于政事才使宦官有了可乘之机。朱元璋的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也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一来，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块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着朝政。虽然皇帝不干活，但活儿总得有人来干。于是宦官们就开始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的权力格局。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再加上宦官掌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不过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集团内部蔓延开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幸免。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系统中占据着显官要职。他的权力此时已经达到顶点，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是当之无愧的“九千岁”。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荣辱观念、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无视官员和世俗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做出行动时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很悲惨，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整个明代真正不顾个人安危，不怕遭受报应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终归还是少数。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严禁干政”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开始，受到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文化。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了严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的理由也很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位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都被他们完美地规避了。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辅官阁臣，他们的防备十分严密。比如说在批示奏章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推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批阅，便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奏章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改变了明朝宦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