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第2/6页）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并不会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只想着还百官一个真相，还人心一个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名声的。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从中获益，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

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自己的竞争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破坏帝国权力系统的，一定就是朋党。

案子审到了这个地步，逼着万历皇帝跳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万历皇帝明知自己是被局势所迫，可也找不到退缩的理由，毕竟国运所系。就算他再有宠爱郑贵妃的私心，也担心天下臣民的议论。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今后要老实做人，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郑贵妃只好请求太子的谅解，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面化解。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亲自驾临慈宁宫，他在供奉皇太后灵位的几案前召见太子，并命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证。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二人。”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将心里的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来，不要隐瞒。

万历皇帝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太子朱常洛就算再心怀不满，也只能无奈地做出表态：将案犯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同时他也配合着万历皇帝，父子二人在群臣面前演起了双簧，他说：“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等着看好戏的大臣们只好暂时散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果成了皇帝的家务事，不让别人插手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闯宫的张差被凌迟处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的牵连。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对于张差梃击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猜测，除了郑贵妃意图加害太子外，还有太子使“苦肉计”陷害郑贵妃和福王的说法。

万历皇帝利用皇权将这次危机强行化解。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这个案子会被再次翻出来，引发帝国政局的大动荡。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太子朱常洛终于在苦熬了三十九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以明年为泰昌元年。（由于明光宗当年即逝世，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下一年则为天启元年。）

朱常洛由谨小慎微的东宫太子好不容易熬成了一国之君，最高兴的莫过于他身边的那些亲信、侍从和拥戴者。朱常洛的拥戴者有很多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在“国本之争”中力挺太子朱常洛，今天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朱常洛即位的短暂时间里，有大批的东林党人得到起用和提拔，从内阁中枢、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帝国的权力系统俨然成了东林书院的别院，到处都是东林党人士。

明光宗夹着尾巴憋屈了几十年，一朝贵为天子，及时行乐就成了他的王道。可命运无常，他的新生活刚刚拉开帷幕，就戛然而止。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帝国的两位皇帝先后“龙驭上宾”，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无异于两次政治巨变。各方利益集团在这两场政治巨变中，都在积极主动地做出调整，以寻找新的权力路径。

作为朱常洛的铁杆粉丝，东林党人正准备借着新皇帝的权力庇护，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忙乱无措的状态。他们在慌乱之余，也在思考如何保住甚至发展已经到手的权力。

既然明光宗已经死了，他们只有重新寻找新的政治靠山。对于帝国的新主人而言，投靠者的存在就是为了谋取一份双赢的局面。在这政局不稳的时期，谁能够主动站出来，谁就可能占据有利位置。

在朱常洛死后没几天，东林党人干了两件事：一是督促尽快查明朱常洛的死因，这么做是为了坐实与这个案子有牵连的“非东林党”人士的罪名；二是掌控即将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将其监护人李选侍打发得远远的。这就是继“梃击案”后的另外两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明光宗走得过于突然，八月十日患病，十二日还强撑着病体组织召开了一次御门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