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第2/11页）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在这些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保证这些开国功臣不要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慎重考虑功臣造反问题。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有缺陷的逻辑，因为这一完全靠帝王内心推测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应该不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那一套“为政以德”过于温良恭俭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能裁善断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济世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立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从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那是一件多么让人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对他唯命是从，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这是宰相的想法，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唯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