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面对内忧外患，错误的改革让罗马走向分裂（第9/15页）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尼西亚召开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丁一世担任会议主席，并批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

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派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一世本人对其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派是并不要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

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

公元336年，阿里乌斯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罗马帝国宫廷的保护。但是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了洗礼。

直至公元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完全胜利，成为罗马帝国的正统宗教。阿里乌斯教派在罗马帝国失宠，却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传播。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先后恢复“罗马皇帝”权威，都遭到国内贵族抵制。之所以会如此，贵族们信仰的教派与“罗马皇帝”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因此，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宗教政策上比戴克里先更明智。不过，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

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一世继承了对其统治有利部分的政策，例如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他解散骄横不逊的近卫军，重新组织宫廷亲卫军，并将军事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不仅如此，他废除“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去统治各地，并将统领由军职改为地方行政官员，把全国设4名禁卫军统领，分别为东部统领、伊利里亚统领、高卢统领、意大利统领，统管除罗马城及君士坦丁堡外的禁卫军。同时，他降低了边疆驻军的权力，进一步神化皇权。

此时，罗马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如今已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虽然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一部分新兵，但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和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罗马军队中来就成为当时的时势之所趋。

到君士坦丁一世时，军队蛮族化进程大大加速，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当然，君士坦丁一世本身是军事强人，军队蛮族化暂时还不至于对罗马帝国造成什么大威胁。

君士坦丁一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财政政策改革。当然，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正面——对罗马帝国此后长期战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强制实施征税。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被奴役。公元316年和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敕令，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对城市的义务，也不能担任民政或军事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为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一世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

为了从地域上更便于统治，并从政治上摆脱罗马城诸势力的牵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到拜占庭城，并将该地改名为新罗马，后来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天然良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冲，也是欧亚洲贸易重心。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后，立即重建并大规模扩建城市。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那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或者说东罗马帝国首都。

迁都后，君士坦丁一世急需花一大笔钱修筑城市，因而最紧迫的还是抓税收。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下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