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2/9页）

在七十大寿庆典前夕，下旨开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孙文三逆不赦”，实乃清醒、昏翳、任性与无奈交织的纠结心态。

清醒也罢，昏翳也罢，任性与无奈的纠结也罢，究其根由，缘自“一姓之尊荣”与“兆民之好恶”的关系在她那儿难以摆正。

她对“一姓之尊荣”负有“天定”使命，若“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则必觉“负九罪于列祖列宗”，而这对于她是比一再“贻羞万古”更死有余辜，愧对天地的事。

一个女人，不得不与历史潮势对抗，想来谈何容易，亦可怜也。

而隆裕太后又为什么似乎“深明大义”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众臣抱臂旁观，派兵无兵，点将无将，孤儿寡母，不逊位又待怎么着呢？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这绝对是想开了看透了的心态。

却未免太迟了。

但——若中国在最佳时机便实行了“君主立宪”，比如在乾隆年间吧，其后所历肯定会是康庄大道吗？绝不会又退回到战国时期或“五代十国”之战乱难息的局面吗？

民国后的中国实况，恐怕会使谁都不敢给出肯定不会的答案。

或许只能说，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时刻表。哪一时期或进或退，或退一步并两步，或小步退大步进，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从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在中国境内全面爆发，其间不过短短二十五年。

该二十五年中，中国之况悲欣交集，劫幸重叠，似乎道不尽说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异——然窃以为，下面几方面事，不论何时，都必将能以正能量担得起“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定论。

第一，文字应用功能的改良。

这当然要归功于胡适与陈独秀。胡适首开风气，独秀保驾护航。二人的关系，好比孙文与黄兴——“三民主义”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学改良”运动之初，胡、陈实为一人的两种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温和，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陈面目”的凛凛正气怒目如炬，每令攻讦者有所顾忌。

“文学改良”之“文学”，远非小说诗歌之狭义，实际上使汉文字的功能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关系突变，产生了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的飞跃。

它使汉字在识听读（包括说）写四个基本方面，能较容易地普及底层民众——文言文时期，不识字的底层民众的文化悲哀在于，连掌控他们命运的官员及文人们的话语也听不明白。若两个官员当着一个底层人的面以文言合计是否要结果后者性命，后者完全可能像听外国语一样不知所云。而一个底层人即使穿上华裳丽服，只要一开口说话，立刻会暴露了没文化的短板。至于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读给底层人听，倘无人讲解，大多数底层人也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就说清朝那逊位诏书吧——因是向全国全世界发布的公告，考虑到最广大的中国人能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各国翻译的效果怎样，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话的表达，但“商辍于途”之“辍”、“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欤”之类字词，没有文言基础的人，不听别人讲解估计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恶”一句，其“拂”虽用得妥帖，尊严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实含糊，绝不抵“四亿多人民”之具体的数字概念更触及人心。在此点上，文言的叙事弊端确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数字的说服力——如“罄竹难书”“血可漂杵”“杀人如麻”“汗牛充栋”之类成语可见一斑。

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当以说最广大的民众听得懂的话为荣，而不是反过来以卖弄文字，使最广大的民众听不懂为能事，扬扬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张以前一种态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识分子与最广大之民众的文化距离易缩短矣；知识分子团结最广大之民众推动社会进步非一厢情愿矣；官僚阶层世代凭借“先天”般文化优势蔑视广大民众的统治“天理”，在文盲依然众多的时期，亦可被“白话”潮流的进步之道所抗衡、对冲，发生最初的文化总格局的嬗变——“想怎么说，便怎么说”，“怎么说话，就怎么写”——胡适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汉字漫长的文言过程对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种思维积习得以克服——那积习每体现于辞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诗非词非赋非联，虽只不过是文章，亦求对仗，合辙押韵，字词鲜见，显示才学。其表意陈情，往往寓象高蹈，矫揉造作，华而不实，不接地气。此类文章写多了，久了，连人也华而不实了——白话文恰可医此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