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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精神之所以转移到政治右翼，不仅是因为它以前的思想伙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陷于一片混乱，也是因为以往显然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配合的那种国际形势，不再有效。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许甚至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为止，国际形势都显示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获利，不一定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损失。事实上，欧洲地图虽因两个主要的新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创建，和巴尔干半岛上若干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改观，可是却没有发生战争或对国家间的国家体系造成不可忍受的破坏。在大萧条以前，像全球自由贸易之类的事物，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或许对英国好处最多）。可是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样的宣称听起来已不再真实。而当全球性的冲突再一次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虽然尚未成为迫切的可能时，那种认为其他国家简直就是威胁者或牺牲者的民族（国家）主义，便因之得势。

在自由主义危机中出现的政治右派运动，一方面培育了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也受到它的鼓舞。事实上，最初以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一词自称的人，往往是那些因战败刺激而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例如1870—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之后的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和保罗·德罗列德（Pau l D erou lè de），以及1896年意大利羞耻地败于埃塞俄比亚之手以后的恩里科·柯拉蒂尼（Enrico Corradini，1865—1931）。他们所创建的运动（这个运动使普通词典上出现了“民族主义”一词），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意反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反对议会政治）。[19] 在法国，这种运动一直只是聊备一格，比方说，1898年创立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便迷失在不切实际的君主主义和出言不逊的无趣言谈之中。意大利的这种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建立在沙文主义、仇外以及对于扩张国土、征服甚至战争行动的日渐理想化上。

对那些无法精确解释其不满的人而言，这样的民族主义特别能够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错。德雷福斯案使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了特殊武器，不仅因为被告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外国人在法国参谋总部干什么？），也因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替德国当间谍。相反，德国的好国民每当想起他们的国家正遭到其敌对联盟有系统的包围（如他们的领袖常提醒他们的），便吓得战栗不已。与此同时，像其他好战民族一样，英国人已做好准备，要利用那股反常高涨的仇外兴奋情绪，来庆祝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股仇外情绪说服了英国皇室将其日耳曼姓氏改为盎格鲁——撒克逊姓氏——温莎（Windsor）。无疑，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公民，除了少数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几个知识分子、国际性商人和国际贵族及王族俱乐部的成员外，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爱国狂热。无疑，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内，都深深浸染了19世纪的种族优越感（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以及本书第十章），以至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的阶级或民族在先天上便较其他人优越。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在各帝国的人民间加强这样的诱惑。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最热烈响应民族主义召唤的那些人，多半都介于“社会上已有确立地位的上层阶级”与“最下层的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

对于这个发展中的中间阶层来说，民族主义也多少具有实际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他们作为国家“真正捍卫者”的集体身份（回避他们为一阶级的说法），或者作为（他们非常垂涎的）完整的资产阶级身份申请者的集体身份。爱国心补偿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卑下地位。因此，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英国，在1899—1902年的帝国主义南非战争中，其接受招募的工人阶级的曲线，完全反映了经济形势，随失业率而升降，但是中下阶级和白领阶层青年响应招募的曲线，却清楚反映了爱国宣传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军人的爱国心可为他们带来社会报偿。在德国，它为就读中学到16岁（即使未能继续学业）的男孩，提供了出任预备军官的机会。在英国，如战争将说明的，甚至连替国家服务的办事员和售货员也可以成为（用英国上层阶级严峻的术语来说）“暂时的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