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6/14页）

当然，正如所描绘的那样，里维尔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的确骑马来到了莱克星顿、康科德和那里的武器仓库，警告人们英国军队正在向那里进发。不过，他几乎不可能像之后人们描述的那样，大声呼喊过“英国人就要来了”。首先，英国正规军本就驻扎在那里，实际上，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在那里了。其次，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因为很多殖民者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人。不过，真相和这种半虚构的表现手法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正是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分野。实际上，作为殖民者的爱国主义与作为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像战后的革命故事中所暗示的那样，立即转变身份，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在里维尔的奔骑传奇中，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在革命时期，美国殖民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英国人的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不过，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里维尔在传说中独自奔骑的故事恰好反映出1775年和1776年殖民地事件的真髓：正如托马斯·潘恩劝诫的那样，是时候让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了。里维尔的故事成为反抗英国统治者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这种反抗意识在当时已经在缓慢凝聚，但在1775年时还没有统一形成一种追求美国独立的信念，更没有塑造出明确的美国人身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一直都是个被冲突所驱使、所定义的过程：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在当时，这是显而易见的。1775年，大陆会议发布《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是之前的很多殖民经历导致了这种境况。这份声明中的一些断言如果不说是过分乐观，也是言过其实的。“我们的事业是公正的，”它宣称，“我们的联盟是完美的。我们的内部资源是丰富的，如果必要的话，国外支持无疑也是唾手可得的。”不过，它对于殖民地“已经在战争中经受了磨炼，并掌握了适当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判断，倒是更切合实际的。殖民者与土著部落不断发生冲突，又在开拓边疆的生活中得到磨炼，比起当时的很多欧洲人来说，他们对于自家门口的战争都更熟悉。

因此，公民持枪权在美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时期。欧洲人相信几乎所有殖民者都是天生射手的想法，同样也源自这一时期。来自殖民地的报告也强化了这种观念。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在1775年评论说，殖民地制造的武器要比欧洲通常使用的武器“好太多”，殖民地的军械工人“遍布各处、从来不会失业”。他观察到，捕猎麋鹿和火鸡已经让“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射手。”[9]即便如此，与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交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比捕杀普通的火鸡要多费不少力气。英国的人口是殖民地人口的三倍多，其海军和陆军也非常强大。与英国人交战不仅是一着险棋，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也充满了不确定。

由于美国的国家身份明显根植于英国性之中，在这个为英国人的权利而战的冲突之中，殖民者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杀害他们的同胞。对一些人来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在牧师埃比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看来，这场革命是“一场非常不合人情的战争”，一场不道德的战争。在战争中，“那些来自同一国家、拥有同一祖先、说着同样语言、秉持同样信仰、继承同样特权的人，手中却要沾满彼此的鲜血”[10]。不过，对英国人的敌意似乎逐渐变得自然而然，并且不可避免。莱克星顿打响的第一枪的硝烟散去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局面：英国人的压迫和殖民者的反抗都开始鲜明地显现出来。之前，对于英国政府行为的抱怨尚且暗流涌动，此时，在这些抱怨的驱动下，大多数处于半成形状态的关于独立的观点逐渐凝固结晶。

前罗得岛总督、同时也是大陆会议代表之一的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可以视作是殖民者观念转变的缩影。1775年年底，他在费城写信给他的兄弟亨利，在信中他认为英国人意图“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变成他们的奴隶”。他注意到驻扎在殖民地的“国外军队”已经引起了大规模的不满。“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罗马天主教徒、黑森人、汉诺威人”都对城镇和贸易造成了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沃德争辩道，“每一种个人观点、情绪和利益都应该暂时搁置。我们在同一艘船上，一旦沉船，我们都跑不掉。如果它在暴风雨中挺了过来，我们将会因为美德获得奖赏，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拥有自由的后代），以及所有带给人类尊严与福祉的事情。”他还呼应潘恩，劝告他的兄弟说，他们的事业“不只是殖民地和英国的事业，还是人性本身的事业”。不过，单就殖民地来说，他们始终在承受一个“适合去侍奉罗马暴君尼禄的政府”，对此，他们只有一种可能的行动，只有一种可以选择的决定。“生存还是死亡，”沃德宣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问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