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5/8页）

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够全面实行督察责罚统治术的人。一实行督察责罚，那么臣下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为君主效命了。这样一来，君主和臣下的名分确定了，上下的职责分明了，没有谁敢不竭力尽责来为他们的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能独自对天下实施专制而不受任何制约，就能享尽人间最大的乐趣了。贤明的君主呀，难道可以不审察这一点吗？

所以申不害曾说过：“拥有天下的人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叫做把天下当作自身的枷锁。”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不能对臣下督察责罚，反而让自己为天下百姓操劳，就像尧和禹那样，所以才说他是拿天下当作“枷锁”。不能讲求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采取督察责罚的措施，专让天下人来顺从自己，却偏要劳苦身心，为百姓牺牲自己，这就是百姓的奴仆，不是统治天下的人，又有什么可贵呢？让别人为自己效命，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让自己为别人效命，那么别人尊贵而自己低贱。所以替别人效命的人低贱，让别人共同为自己效命的人就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尊贵；而所以蔑视无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尧和禹，是让自己效命于天下的人，如果随着世俗去尊重他们，那就失去之所以尊重贤人的用意了啊！可以说是荒谬到极点了。说他们把天下当作“枷锁”，不也很恰当吗？这就是他们不能督察责罚的过失啊！

所以韩非子说：“慈祥的母亲会有败家子，而严厉的主家却没有强悍的奴隶。”为什么呢？是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订立这样的法令，处罚把灰烬倒在道路上的人。丢弃灰烬，是小罪，却要受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察轻微的罪过。罪轻尚且要重罚，何况有了重罪呢？所以百姓是不敢犯法的。因此韩非子说过“几尺长的绸布，一般人见了就不会放弃它，可是百镒黄金在地，连盗跖也不敢夺取”的话。这并不是一般的人心贪，几尺绸布的利益大，而盗跖的欲望淡薄；也不是因为盗跖那样的行为，是轻视百镒黄金的重利。因为只要一夺取，随手就会受刑，所以盗跖也不敢夺取上百镒的黄金。刑罚如果不坚决执行，那么一般人就不会放弃捞取几尺绸布的小利。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却不敢轻易攀越；泰山高几百丈，可是跛脚的母羊也能放牧到泰山顶上。楼季视五丈高度为难，难道跛脚的母羊却以几百丈的高度为易吗？因为城墙陡峭而泰山平缓，形势不同。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尊贵的地位上，长期掌握重大权势，而且独自垄断天下利益的原因，并不是有别的特殊办法，只因能专断独行，精于督责，务必重罚，所以天下人就不敢犯法。如果不实行使天下人不犯法的措施，却仿效慈母败子的办法，就是没有理解圣人的理论了。既然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办法，那么除了为天下人所役外还能干什么呢？岂不悲哀吗！

再说节俭仁义的人在朝廷任职，荒诞放肆的音乐就要中止了；敢于劝说论理的臣子在身边参议，那么散漫的思想就得到约束；烈士死节的行为在社会上显扬，那么淫逸的娱乐就要废弃了。所以贤明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揽统治大权来制约从属的臣子，建立那严明的法制，所以他身份尊贵，权势盛大。凡是贤明的君主，必将能够背叛世情，改变民俗，使它们顺从自己。废弃他所厌恶的，扶植他所喜爱的，因此他活着就能拥有尊贵的权势，死后就能获得贤明的谥号。因此贤明的君主能够独断专行，权力就不旁落到臣下手里。然后他就能够杜绝仁义的途径，掩盖游说的嘴巴，困扰烈士死节的行为，闭塞和蒙蔽耳聪目明的人，一切凭个人见闻行事。所以，行动上不能用仁义烈士的行为动摇他，思想上不能用谏说激争的言语说服他。因此他能公开独行恣意放纵的心志，而没有人敢违背他。如此然后才可以说是明白了申不害、韩非的权术，并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精通，权术明了，而天下混乱的，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所以说“三王之道，简约而容易把握”，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这样去做。如此就可以说认真实行督察责罚了，那么臣下就没有异心；臣下没有异心，天下就自然安定；天下安定，那么君主就有尊严；君主尊严，那么督察责罚必然确定；督察责罚确定，那么事事便能如愿以偿；事事如愿以偿，那么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了，那么君主就会丰足快乐。所以只要采取督察责罚的措施，那么所想到的就没有办不到的了。群臣百姓想要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叛乱呢？如此就是全面掌握了帝王的统治术，并可以说是能明确君臣之间的权术了。即使申不害、韩非再生，也是不能超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