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8/19页）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中也记载：“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魏特《汤若望传》）

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去世后，在考虑继位者时，在汤若望的建议下，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是如此震动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扉，影响着他们的决策。

顺治帝最终没有实现想要出家为僧的愿望，而是不幸地死于天花恶疾。幸运的是，两年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将顺治帝与董鄂妃合葬在了孝陵（一起合葬的还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对于顺治帝这位多情天子来说，能同心爱的人“死而同穴”，大概也可以安息了。

雍正暴崩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时年58岁。据官方记载，雍正去世前几天，八月十八日在圆明园与大臣议事；八月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都属于正常办公；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发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见宝亲王弘历（皇四子）、亲王弘昼（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等，宣布传位于弘历；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时）之间死亡。

当时著名文人袁枚为雍正临终之顾命大臣鄂尔泰写的行状，则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鄂尔泰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宫中，随时听令。根据袁枚记录，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临终时，身边的顾命大臣仅有鄂尔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亲、重臣，当时都不在圆明园。雍正驾崩后，鄂尔泰连夜携带遗诏从圆明园奔还城内的紫禁城。因深夜里仓促间找不到马，他只好骑上一头运煤的骡子奔回，拥弘历即位。之后他又留于宫中帮助新皇帝处理大事，七天以后才得以出宫。出宫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鄂尔泰裤子上染有一片血迹。根据鄂尔泰自己的解释，这些血迹是那天骑骡子时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虽然“暴亡”，但是皇位的传承倒没有出现问题。依雍正遗诏，弘历顺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雍正吸取康熙时“九子夺位”的教训，事先已经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将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后面。为了便于对证，还在圆明园内“拷贝”了一份同样内容的遗嘱，密封起来，雍正去世后也找了出来。然而，负责宣读遗诏的鄂尔泰却如此狼狈，不得不亲自骑着骡子从圆明园奔回紫禁城，慌得连裤子染血都不知道，让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

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宫中七天七夜？他裤子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野史传言，雍正是被人刺杀的，鄂尔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脑袋的雍正；他留在宫中七天七夜是为了处理无头（或身首异处）的雍正这样棘手的事情；裤子上的血迹未必是骑骡受伤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吕四娘刺杀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历来猜测颇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人刺杀之说，而刺杀雍正的人，竟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奇女子——吕四娘。这要从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说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让他的学生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清军名将岳钟琪送了一封信。曾静在信中说岳钟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而清朝则是“金人”的后代，劝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汉族王朝。岳钟琪向雍正告发了曾静、张熙。雍正大怒，将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后主使及消息来源。据曾静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曾静事件”发生时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门生故旧不少，子孙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强烈，并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来论证满族统治的不合理，认为满族是夷狄，非我族类，因而搞清华夷区别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雍正认为曾静、张熙是误信邪说，认罪态度较好，特予释放（雍正死后，二人均为乾隆所杀）。雍正对曾、张二人网开一面，但是对吕留良一家及其门生则处理得很重。当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都已经去世，雍正还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还要戮尸枭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则被处斩。其他的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著作的人，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氏及严、沈三族妇女及幼丁发给功臣家和关外披甲人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