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第10/12页）

(10)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1)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勾承益先生认为此事在惠帝元年之后。见其《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3)当然也要看到，王国“丞相”虽降为王国“相”，实权反倒增大了。马雍先生指出：“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见其《轪侯和长沙国相国——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收入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改名“相”、给其秩级，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增大王国相的实权，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两个措施的目的是一致的。

(14)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15)《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16)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7)《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18)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仍把这些条文放在《置吏律》部分。第38-39页。

(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1页。

(20)《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2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郡太守不尽二千石》条及《郡有美恶守有高低》条，第281页以下。

(22)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9页；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收入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24)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31页。

(25)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和乡亭里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6)《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27)据葛剑雄先生研究，汉武帝时人口负增长的年份居多，其人口的最低点是3200万。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汉武帝时期损失人口1558万。当然人口不等于户口。汉昭帝初年核定户口，可能只有2000多万。是所谓“户口减半”。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户口上限已达约4700万左右。见其《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以下。

(28)可参看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此文没有涉及京畿官职的秩级问题。

(29)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98页。

(30)《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3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329页。

(3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二八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4页下栏。

(33)《三国志》卷二四《王观传》。

(34)《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汉官仪》录世祖光武帝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这“四科取士”中的“才任三辅令”，就是西汉的“治剧”。卫宏《汉旧仪》记西汉制度：“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又《后汉书》卷三一《王堂传》：“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王堂举“治剧”而任巴郡太守，则巴郡时为“剧郡”。又《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蔡质《汉仪》：“（侍御史）公府掾属高第补之。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是州郡县都用“治剧”，那么州郡县都有剧、平之别。

(35)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27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