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11/16页）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魏晋官品与朝位的关系问题，就清晰得多了。因魏晋南朝官品的涵盖度和一体化程度还不够高，“位”就显出了特殊意义；赵宋官品效力下降之时，朝位就挺身而出承当“替补”，发挥综汇各种位阶，确定百官资望的功能；唐与明清的官品能正常发挥作用，朝位就退居为一种等级礼制了。这些情况有力说明，官品与朝位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二者密切配合，特定意义上二者还会“此消彼长”。

九品官品是一个“一元化”和“官本位”的体制，而“朝位”是九品官品的温床，这很发人深思。秦汉禄秩发源于“职”，而官品发源于“位”，二者的来源相当不同。禄秩来源于职事的报酬，也就等于来源于职事，体现的是官职的权责大小与贡献大小。而官品的来源是朝位，是王朝之上各色官贵的综合地位，哪怕你没职事，但只要有爵号、有位阶，你就有“位”，就能在朝堂上占据一席之地。朝位是最重要的等级礼制之一，而中国等级礼制的基本精神，就是依身份、名位——而不是依职能，来安排人的尊卑贵贱，而那也正是中国官僚组织的基本特点。如此，我们对禄秩到官品的转变，就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四　一元化和连续性

中国号称“礼乐之邦”，“礼乐”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从文化角度看，“礼乐”寄托着先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其中蕴藏着他们数千年来的精神追求。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从古至今都不是截然两分的。而从政治角度看，那些繁密入微的等级礼制，意味着什么呢？如《白虎通义·礼乐》所说：“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有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64)“礼”是社会性的，对各种尊卑贵贱关系予以综合安排，是一种总体性的、一元化的等级秩序。正是为此，“礼”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概念。柳诒徵谓：“故中国古代所谓‘礼’者，实无所不包，而未易以一语说明其定义也。”(65)也正是由于其“无所不包”的性质，帝制时代的“古礼复兴运动”，得以在品秩位阶的一元化上，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人们看到，先秦礼制遍及生活的各个细节。甚至连吃瓜都有等级之礼。《礼记·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66)贾谊《新书·服疑》：“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使用什么交通工具，穿着什么服饰，在现代社会只是个人偏好和消费能力问题；但在传统中国古代，某种样式的车马、服饰只能为某等级所用。《管子·立政》：“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

某些社会的结构是“林立式”的，各个领域中林立着各种等级，其间缺少制度化的高低贵贱之别；一个领域的地位和成就的尺度，并不用作另一领域的尺度。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金字塔式”的，政治等级一家独大，行政管理的级别，或说王朝官爵决定社会分层。而王朝官爵，被儒生认为是更大的社会秩序的主干；那个更大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就是“礼”。传统中国礼制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特性，那就是“品级、等级、阶级的高度一致性”。周朝的礼制与后世相比，其实还是比较粗略的，但已显示出那种倾向了，显示出以国家行政品级塑造社会、通过王朝制礼来安排生活的强烈意图。

从某个角度看，战国秦汉之际是一个“断裂”的时代，但二者间又存在着相当的“连续”。周朝的某些制度元素、某些结构性特征，在帝国时代延续下去了。这种延续，一方面来自制度本身一环扣一环的进化，同时儒生所传承的“古礼”反作用于现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承载连续性的因素。古代礼制的“一元化”特征和“数字化”特征，被传递到了帝国品位结构之中。这个“塑身”作用就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在一段时间里面，古礼传统与帝国体制也曾彼此疏离，呈现出了“二元性”；但经汉唐间的“古礼复兴运动”，礼制文化与帝国体制再度完美整合。

说到了“连续性”，因已是本编的最后部分，可以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早给了外部观察者以强烈印象。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其感觉就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了。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中国停滞”的看法。“停滞论”在20世纪衰落了，原因之一是其西方中心论色彩太浓厚了；但更重要的，则因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主导是“传统—现代”视角，服务于进化与变革的时代需要。这时人们把最多努力，投入到最能体现进化与变革的“阶段论”、“分期论”上了。各种分期模式异彩纷呈。宫崎市定有言，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67)。这一番话，可谓对20世纪“分期论”、“变革论”的一个精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