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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叫什么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

但那人毫无笑容地回答说，这位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是不是卡拉本人，因为他知道第十三处首脑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还是只说，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

“所以，梦境就开始变成梦魇，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声下气地说，“他们也告诉我说，我应该告别我的爱情周末。小爱芙朵琪亚会另寻新欢，他们说。然后，其中一个人笑起来。”

此时，极大的恐惧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说。接着，他踏进第一个房间，迈向第二扇门，他害怕得双膝发抖。他居然还有时间替他心爱的爱芙朵琪亚担心。这个超乎寻常的人是谁，他心怀恐惧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还要先知道，他允诺与爱芙朵琪亚共度周末？

“所以你敲了门。”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写着。

他叫我进去！格里高利耶夫继续叙述。他坦诚告白的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审问者的依赖也一样不可收拾。他的声音变大了，他的手势更丰富了。托比说，他仿佛是想用肢体的动作诱使史迈利摆脱沉默寡言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史迈利佯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诱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不大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资深官员与伟大苏联斗士的身份。那是个小房间，简陋得像监狱牢房，中央有一张旧木桌，还有一张供访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伟大的苏联斗士与权贵人士！他所拥有的，就只有一张旧书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盏劣质的灯！书桌后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个完全不装模做样、没有虚伪矫饰的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敢说——一个根植于自己国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发，抽烟时习惯双手交握。”

“抽什么？”史迈利问，一面还在写。

“嗯？”

“他抽什么？这个问题够简单了。烟斗，香烟，还是雪茄？”

“香烟，美国烟，整个房间都是香烟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当时我们和柏林来的美国官员谈判。我想‘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抽美国货，那么他一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兴奋地转头面向托比，用俄文再说一次重点。抽美国烟，持续地抽，他说，想想看，要拿到这么多香烟，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影响力！

接着，史迈利依旧秉持他那卖弄学问的神态，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么叫抽烟时“两手交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质铅笔，圆胖的双手在面前相扣，铅笔握在两手之间，笨拙地把笔塞进嘴里，就像有人用两手握马克杯喝东西似的。

“就是这样！”他解释说，心情再度变得轻松愉快，高声笑着用俄文对托比大叫，但托比觉得不适合翻译，事后在记录中也只写着“秽语”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后花了十分钟，详尽描述格里高利耶夫与爱芙朵琪亚爱情故事的细节，以及他的另外两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对象都是他的秘书，最后不知为何都上了他的床。此时，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属实的话，他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他站起来，追问道，他穿越大半个苏联，难道就是为了来参加道德法庭的审判：“和秘书睡觉又不是很罕见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证，我没和外国女孩有越轨的行为，只有苏联女孩。‘这我也知道，’他说，‘但这对格里高利耶娃来说可没什么差别。’”

接着，还是很让托比惊讶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阵嘶哑的笑声；虽然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也谨慎地跟着笑起来，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声比其他人都持续得更久，所以他们只好等待笑声停歇。

“请告诉我们，拜托，为什么你称为教士的这个人会找你去？”史迈利缩在他的棕色外套里说。

“他告诉我说，第十三处在波恩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我。我不应该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内，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太过机密了。‘但是，’教士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妻子。依据你个人的状况，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让妻子知道。这我很了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诉她吧。’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评论说，“他真是聪明！这个男人显然很了解人情世故。”

史迈利翻过一页，继续写着。“请继续。”他说。

首先，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要开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教士交给他十张百元钞票，共计一千瑞士法郎，告诉他用这笔钱去开户。他的账户不能开在波恩，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开在苏黎世，因为那里有一家苏联贸易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