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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举止，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里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74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交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