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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为什么要死抱着不放？”我反驳他，“如果这是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那为何还要继续？”

突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老帕尔弗莱是不常打断人家的话，使每个人转而带着惊讶的眼光看着他的。自然，这并不是我有意这么做，但是奈德、鲍勃，还有克莱福都死瞪着我，就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理智；而薛里顿的手下（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在场的一共有两个人）也自动地放下了刀叉，自动地在他们的餐巾上擦着手指。

只有薛里顿好像是没听到一样。他已经认定了一点儿奶酪对他没有什么妨碍。他把手推餐车拉向他这边，并且郁闷地检视着车上的食物，但是我们没有一人能够想像得出那片奶酪正是他的心结。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在拖延时间，心中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回答，要如何回答。

“哈瑞，”他很小心地开口了，似乎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一块丹麦点心，“哈瑞，我对上帝发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献身于和平及博爱的人。我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去吓阻五角大楼那些爱吵架的人，让他们不再去告诉美国总统二十只兔子就等于一只老虎，或是在港口两英里以外的每一艘渔船都可能是曳行的苏联潜艇。我也不希望再听到什么在地上挖防空洞以逃避核战争等的狗屁话。我是主张开放政策的人，哈瑞，我对自己又比以往更清楚了一些。我生来就是一个开放政策者，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是开放政策者。对我来讲，开放政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要我的子女能够活得好好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你也会喜欢的。”

“我还不知道你有小孩呢！”奈德说。

“这是打个比方。”薛里顿说。

但是，如果你把薛里顿的外表包装给撕开，你就可以觉察得出他是要把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向我们表白。奈德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得到。如果克莱福感觉不出来，那是因为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真诚，很少在他的话语里表露出来，而他一向所说的话也不是故意要隐藏真情，只是因一向只传达意思而无从表现，但是自从在伦敦经历那段激烈竞争之后，一种崭新而不可抑制的谦恭已融入他的言谈举止之中。行年五十的他，在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之后，用沃尔特的话来讲，罗素·薛里顿正要摆脱他中年生活的桎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喜欢他，但是，就在那一晚我开始喜欢他了。

“布莱迪很精明，”薛里顿打了一个呵欠，警告我们说，“他连草在生长的声音都听得到。”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剖析布莱迪，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得像鬼的人物。

你可以从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看到他的精明，也可以从他那坐得纹丝不动的坐姿上看得出来。论年岁，他身上的运动夹克远比他大。他一走进房间，你就知道他以不引人注目为乐。他年轻的助手也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并且也像他的主人一样，衣衫褴褛得很有格调。

“看起来你似乎是做了一件好事，巴雷，”布莱迪一边用他那轻快的南方口音开始说，一边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桌上，“你这一路来，有人向你道过谢吗？我是布莱迪，我已经老了，记不清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了。这位是史凯顿。谢谢你。”

又是在撞球室，所不同的是昆恩的桌子和高背椅都被拿走了。换来的是沙发椅，厚厚的椅垫坐起来挺舒服的。外面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当中。蓝迪的女仆已经把百叶窗拉下，把灯打开。起风了，这栋楼房也开始像架子上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瓶子一样。布莱迪打开了他的公文包。自从这些人知道这些情报价值的那一天起，他的那只公文包就变成了一块宝石。布莱迪系了一条带有圆点的领带，有时看起来像大学教授。

“巴雷，我是在什么地方读到或是做梦梦到的，你曾经在雷·诺伯的大乐队里吹奏过萨克斯？”

“那是在我乳臭未干的时候，布莱迪。”

“雷可以说是你碰到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是吗？他演奏出来的音乐，至今无人能比，不是吗？”布莱迪的问题，不是南方人还真问不出来。

“雷是王子。”巴雷哼了一段《切罗基》的音符。

“他有那种政治的想法真是太可惜了，”布莱迪说，“我们都曾经劝过他放弃那种荒谬的想法，但就是劝不醒他。你还跟他一起下棋吗？”

“是的，的确是。”

“你们俩谁赢？”

“我赢吧？我不太清楚。是的，我赢。”

布莱迪笑了，说：“我跟他下的时候，也是我赢。”

史凯顿也笑了。

他们谈伦敦，谈巴雷住的地方是在汉普斯德的哪一部分：“巴雷，我就是喜欢那个地区。在我心目中，汉普斯德代表着文明。”他们也谈巴雷曾经参加演奏过的乐团。“噢，天哪！难道他还在搞音乐吗？如果我是他那把年纪，我连不熟的香蕉都不敢买！”他们又谈英国的政治。布莱迪不得不打听到底巴雷心目中对撒切尔夫人的观念是错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