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约翰·冈特（第5/6页）

“他还有哪些方面改变？”

“主要就是变得沉思默想。”

“自从一月起他开始跟你熟起来。新年来了，而利奥砰一声变得沉思默想。”

“对，变得更稳重。就像生了病似的。我们都很惊讶。”

特纳再次望向墙壁上的地图。先是望正中央，然后望两边，注意到那些消失了的单位的钉孔。在一个旧书橱里堆着一撂问卷调查报告、剪报和杂志。

“你们都聊些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

“有谈政治吗？”

“我本人喜欢谈政治的话题，”冈特说，“但却不怎么喜欢跟他谈。你不太知道谈到后来会有什么结果。”

“他会生气？”

剪报都是有关“再造运动”的报道，那些问卷调查报告则显示卡费尔德的公众支持度持续增加。

“他很敏感。敏感得像女人。一点小事就可以让他难过，一句话就足以伤害他。他真的很脆弱，而且安静。这也是我从来搞不懂科隆那件事的原因。我对太太说，如果架是利奥挑起的话，那他一定是被鬼附了身。但他见过很多，不是吗？”

特纳翻到一张柏林学生暴动的照片。两个学生抓住一个老年人的手臂，另一个用手背掌掴他：手指是扬起的，光线把指关节照得分外分明，看起来宛如雕刻品。整幅照片被人用红色圆珠笔圈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及他的隐痛，”冈特继续说，“我有时会想这件事情。我太太对他从来不是太自在，但我对她说：‘我们没有见过利奥见过的事情，我可不想梦到他梦到的东西。’”

特纳站起来。“他梦到什么？”

“只是梦。我猜是他见过的事情。他们说他见过很多事情。各种残暴行径。”

“谁说的？”

“好事者。大使馆其中一个司机，好像是马库斯。他已经走了。他1946年在汉堡和利奥见过一幕。他吓坏了。”

特纳翻开书柜里一本过期的《明镜》杂志。里面有一些不来梅暴动的跨页大照片。在其中一张，卡费尔德站在一个高高的木造平台上演讲，台下学生如痴如醉地呐喊。

“我想他的记忆纠缠着他，”冈特说，从特纳的肩旁打量杂志里的照片，“他不时会谈到法西斯主义。”

“是吗？”特纳轻柔地说，“告诉我，冈特，我喜欢这方面的话题。”

“嗯，只是有时候，”冈特的声音有些紧张，“有时候他会越谈越激动。历史将会重演，他说，到时西方会袖手旁观，而银行家会输诚效忠，然后一切就完了。他说当一切决定都出自苏黎世或华盛顿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不再有意义。从最近事态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唔，我得承认，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有片刻时间，一切声音都停止了，没有车声，没有机器声，没有人语声；除自己的心跳声以外，特纳什么都听不见。

“那解救之道是什么？”

“他没有方法。”

“比方说他打算采取什么个人行动？”

“他没说。”

“是靠上帝吗？”

“不，他不是信徒。不是发自心底的信徒。”

“是靠良知吗？”

“我说过了，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暗示过你们两个可以合力扭转局面？”

“他不喜欢那样，”冈特不耐烦地说，“他不喜欢有同伙……我是说涉及他自己的事情时。”

“你太太为什么不喜欢他？”

冈特犹豫了一下。

“他在我家的时候她喜欢靠近我，只是这样。不是因为他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她只是想靠近我。”他深情地微笑，“你知道夫妻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

“他会待很久吗？他会一坐几小时吗？会向你太太送秋波？”

“别这样说。”冈特厉声说。

特纳离开桌子，再次打开壁橱，记下印在橡胶套鞋鞋底的号码。

“另外他也不会待太久。他喜欢晚上工作。我是说最近，他对我说：‘约翰，我想有点建树。’他确是有建树的人。他为这几个月来的工作自豪。他的工作真的很出色，有目共睹。他有时会工作到半夜，甚至一整晚。”

特纳淡色的眼定定看着冈特黝黑的脸。

“他会这样？”

他把套鞋丢回衣橱，它们的碰撞声在一片寂静中显得诡异。

“你知道的，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一大堆。满是责任感。是个人才，真正的人才。利奥就是这样的人。待在一楼真是浪费。”

“自一月起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是这样吗？练唱完就到楼上你家去喝杯茶聊个天，然后等到整个地方都静悄悄，他就下楼工作去。是吗？”

“规律得像发条。事前都会准备好。先是练唱，然后是上楼喝茶，然后是等所有人都走光，再回档案库工作。‘约翰，’他会说，‘我不喜欢在闹哄哄的环境工作。我受不了。我喜欢宁静祥和。我不能否认自己不比从前年轻了。’他会带着一个袋子，里面一应俱全。有热水瓶，三明治。他是很有效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