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三章 道与术（第2/3页）

而遗老遗少对民国一直有潜在的敌意，民国则对前清各种不屑。这属于民国众多社会矛盾中的一种，徐世昌想顺便缓解一下。

至于他说的“为幼主摄政”，在旁人听来就是玩笑话，但逊清王室当做了救命稻草。

自徐世昌上台起，紫禁城里重新热闹了起来，不少人又开始花钱找小朝廷要谥法、门联，而且价钱有渐长的势头，遗老们趋之若鹜。

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后续的来往进展，就很尴尬了。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年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反正徐世昌肯定没有履行与世续的承诺。没多久，紫禁城里对徐世昌就渐渐失望，重归平静。

胡适很不爽：“徐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偃武修文”，偃武这方面，正好吴佩孚不打了，大总统可以下令前线停火，转入南北和谈；而修文就有点不对路了，竟再次宣布将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节日！”

这一点毫无疑问触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逆鳞。

对孔子的态度一向可看做测验民国政权的“晴雨表”：保守时，孔子会成为拥戴的大旗；激进时，孔子则变成攻击的标靶。

徐世昌显然属于保守的一派，他同时宣布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并举行郊天祀礼，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当然看不惯。

钱玄同不爽的程度一点都不低，他说：“民国已立七年，教育推行如此缓慢，难道他们看不出教育是救国之本，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科学等西方之文明！还在这畅谈孔孟？不如去做春秋大梦！”

胡适语气激昂地说：“孔子依旧是权威，只有权威倒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洋人的权威是上帝，中国的权威就是孔子。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

钱玄同大加称赞：“说得好！咱们最终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

胡适点头说：“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就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是句空话。”

他们两个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了。

“砸个稀巴烂也不至于，都砸烂了，我们的根不就没了着落，”蔡元培稍稍压了压两人的劲头，然后对李谕说，“疏才是现在的科学领袖，你对此如何看待？”

李谕知道势头不可阻挡，也没必要阻挡，矫枉有时候稍微过正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说：“新的文化肯定要推行，这一点毫毋庸置疑。”

胡适高兴道：“我就知道院士先生会支持我们。”

“支持必然是支持，”李谕笑道，“不过最好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必要否定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有人研究整理国故，也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其中说不定就有保护传统文化的，两位说对不对？”

钱玄同相比胡适更加激进，说道：“白话文是新文化的第一步，国故都是文言文，当然要打倒。”

好在他现在还没想废除汉字。

李谕说：“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过断层，靠的正是那些国故，要是全废掉，说不定就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层。西方文化是应该引进，但我希望两位能晓得，如果只提倡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西方文化进行必要的消化，未能来得及符合中国的国情，会造成消化不良。”

胡适说：“院士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国故？”

李谕说：“我虽然不懂经典古籍，但一直认为它们不可或缺。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这种研究不再是推崇儒家的统治思想，而是真正对国学的研究，那时候，国故就不是国故，而是国学。”

钱玄同说：“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谕头上三道黑线，这理解能力让自己有点猝不及防。

胡适说：“我们倡导科学，院士先生对国学能有这种认知，更显高瞻远瞩！科学必将代替孔教，为所有人瞻仰并学习，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标。”

好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对科学的讨论还是太肤浅，属于泛科学讨论，不仅不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