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第3/6页）

日复一日，剧场内变得越发喧腾、越发失控。有时候我问自己——何必否认呢？——多艺剧场的骚乱虽然始自良好意图，但或许会损伤我们的事业？政府可以轻易地查封剧院，进而在政治斗争中抢占先机。实际上，温和派出于对暴乱的本能恐惧，在策略上支持这一举措并非不可能，虽然他们跟我们一样痛恨独裁。

对很多人来说，达韦尔与加图是彻头彻尾的同一个人。在街上，人们时常跟他打招呼，“再会，加图！”或者有时候说，“加图万岁！”

我们当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介入这场戏的人们，很可能夸大了多艺剧场的演出对后续事件的影响；但事实上，密谋者对这一影响坚信不疑。这点我很清楚，因为我被指派跟达韦尔商谈，争取他加盟自由事业。我们希望在胜利时刻可以宣称，我们的伟大演员始终站在革命这一边。我们祈盼这种说法不要与事实出入太大，也不必面临他矢口否认的风险。

我邀请他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咖啡馆见面。我想那首探戈曲唱得不错，岁月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奇特的：达韦尔的面容现在几乎不会让人想起约翰·吉尔伯特，而是更像查尔斯·劳顿。他的表情忧伤、疲惫，但也流露出富于耐性的无限坚毅。但不管怎样，当我告诉他，我对他的崇拜始自《战地之花》在司马特剧院的首演之夜，我敢起誓，那一刻他看上去更年轻，而且又有些神似约翰·吉尔伯特了。他急切地问：

“您真的觉得我撑得起那个角色吗？”

“首先我觉得舞台剧很难和电影争高下。但就算没有电影里的实景帮忙，司马特剧院的观众还是真切地相信你就身处战场前线。进一步说，是你亲身把我们带到了前线。”

谈话片刻之后，我直言问他，是否愿意给我们帮助。

“那当然，”他回答，“我反对独裁。你不记得我在第二幕说过什么？”

“在《加图》第二幕？”

“还能在哪儿？请听仔细。我说：‘在更好的机遇到来之前，应拔剑出鞘，擦亮剑锋，以迎接恺撒。’”

起初我欣赏这个答复，将其中的虚夸成分理解为忠诚和勇气的承诺。但后来，出于某些难以言说的缘故，我感觉无法下定论。“不管怎样，他回答得非常坚决，”我对自己说，“这就很了不起。”

政府肯定把多艺剧场声势扰攘的演出看得非常严重，因为某天夜里警察逮捕了经理、导演和演员们，查封了剧场。次日清晨，他们释放了所有人，除了经理和达韦尔。最终经理也获释了。至于主演，拖到几天之后才重获自由。我揣测官方不能原谅他扮演独裁者之敌的角色，而释放达韦尔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不过是个演员。

跟我预想的恰恰相反，查封多艺剧场损害了政府。或许民众相信，倘若政府把一出戏看得太重，这样的政府一定张惶失措、脆弱不堪。

我们把这一推测认定为现实，从那时起公开筹划起事。首先在私人寓所，随后是餐馆，频繁组织人头攒动的集会。席间永远缺不了运动的各路头头儿。聚会上，发言者们呼唤革命来临，并承诺推进革命。宴会长桌旁，达韦尔永远占据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当然不是坐首席，但总是出现在某位显要人物的右手边。

有一天，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她说：

“您不认识我。我是罗马诺的妻子，露丝·罗马诺。我必须和您当面谈谈。”

或者是缺乏想象力，或者是听凭习惯的引领，我安排她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咖啡馆与我见面。

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不算很年轻，身材颀长，沉静，黑色头发，面容苍白，那双漂亮的眼睛直视你的脸。她对我说：

“你们在利用达韦尔。政客做这种事，我不惊讶。众所周知，那些人无所忌惮。可您是个作家。”

“这有什么关系么？”

“你们不止是利用他：还让他身处险境。”

“从《加图》首演第一晚开始，达韦尔就已经把自己摆在危险境地了。”我这样回答，与实情相差不远。

“我同意。这是我的错。”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没有这么讲，但事实如此。不过，这中间是有差别的。我只是帮他获得戏里的一个角色。您找他，是想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他。达韦尔没有选择这种命运。”

“但他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认同他的角色。他想和独裁做斗争。”

“这种信念，就他而言，不能跟您的信念相比，也不能和政治家的信念相比，形成的方式也不同。达韦尔还是在表演。”

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