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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督教会主办的《每日时报》更是抢先一步，将整件事盖棺论定，而且斩钉截铁，绝不让步：“撇开因为输血、生产，或合法夫妻关系所导致的艾滋病病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一个艾滋病患的行为举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要怎样才能把瘟疫范围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快捷报》在描述病因时，选择刊出一对拥吻中异性恋年轻夫妻的照片，场景相当浪漫，绮丽而引人遐思。照片旁的附注是：“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会有伤害的。”然后该报选择用一个秃头、盯着色情海报的老头的背影象征同性恋者，附注是：“轻率的匿名同志性行为，将导致罹病风险大增。”

还有其他正本清源的办法吗？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那些同志无法进行所谓的“同志性行为”才行！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采取与法律保障个人自由相抵触的紧急措施——强制检验、列表管制、监控、隔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着想。

包括韩宁·谢斯壮与雷夫·希尔博斯基等法学泰斗都知道，这种呼声严重抵触大众对司法的见解。但他们还是顺水推舟，将强制检验合法化，并制定严刑峻法。

“此处虽有明显的利益抵触，”雷夫·希尔博斯基不痛不痒地说，“我们不得不选择相对错误较少的措施并予以执行。”

他的同事韩宁·谢斯壮则表示：“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放弃对这个人的保护，以保护全体社会大众免受他所带原的绝症传染。”

那些进行所谓“同志性行为”的同性恋，他们居然没有染病！而且他们还是带原者！太可怕了！要是这些带原的鼠辈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要不了多久，整个社会就会被疾病瓦解了。

不，不能信赖他们。

报纸杂志上，一篇辩论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诘法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将这五千个带原者全部隔离起来？”随后又自答：“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人都能洁身自爱，不乱搞不安全的性行为，不再传染给别人……同性恋者对性行为的依赖恐怕比异性恋者还要难控制！很难相信这些人的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想想看，每个同性恋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侣，所以我们不能假设他们会安分守己……”

染病的人，居然还要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类。

有人被传染，有人负责传染给别人。

《晚报新闻》专访市中心诺曼区警局的警员汉斯·史特伦德，该警局目前正全力扫荡辖区内的同志性爱夜店。专访标题一语道破——“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凶手”。

总之，那些被传染的同性恋者不算受害者。

他们是凶手。

不要对凶手太仁慈，不必对他们温柔。我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权利。

让我们再度引用史学家卡琳·尤汉逊的说法：“首先，所有疾病史都证明，所有病因诠释与相同的‘代罪羔羊’症候群，都为放逐、强制隔离与管制等措施提供了道德依据。”

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彻底分裂的社会。

包括政治人物、公务员、医生与警方在内的众多政府机构人员，都要求对传染源采取严厉的检验措施——先站稳脚跟，把带原者通通揪出来，借此保护社会上众多无辜的小市民，将病菌彻底歼灭。1986年，医生莉塔·提柏林与托毕扬·雷汀在《瑞典日报》辩论文章中提出建议，设置艾滋病社区，强制隔离病人，任他们自生自灭，就像中世纪处理黑死病患的办法一样。

约拿·伯格伦德是隆德市急诊医院病毒学家与主治医师，他认为应该对全瑞典人口进行强制检验，将带原者列表管制。他甚至沉重而严肃地建议，在病人身上刺上刺青，使他们无所遁形，就像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得在胸前配上大卫星标志，这样才能与其他人有所区分。

讽刺的是，在这个号称多元包容的社会里，这种声音并不孤独。

就在提柏林与雷汀医生发表辩论文章的同一年，中央党国会党团提出一项建议案，强烈主张“在瑞典全国境内进行艾滋病强制检验，绝对有其必要与迫切性”。

同一年，“阿里巴巴男同志夜店”与“邮购股份公司”向专利局申请商标专利权，但同时被打回。专利局表示，“同志”这个字眼有违“社会秩序与善良风俗”，故不予许可。

同样在1986年，记者彼得·布拉特在《今日新闻》刊登数篇文章。文章中，他对不愿公布姓名的同性恋者之间如何交媾有详尽的描述。其中一篇文章里，他让一位匿名人士现身说法，还真有那么一小撮人对全世界所有人、事物怀抱着仇恨与报复的变态心理，努力传播病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