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创作笔记（第7/8页）

关于泽农那几段籍籍无名的生活，要说的话还很多：在莱昂，在圣灵桥，在阿维尼翁，在里昂处于多莱和塞尔维之间，在马赛登船前往阿尔及尔之际……又如，1541年回到里昂，在热那亚和博洛尼亚短暂停留，在此我只一笔带过他与洛伦扎齐奥的会面，以及约瑟夫·哈-柯恩和鲁吉耶利的名字。再如另外两段语焉不详的经历，一段在德国，1542年至1551年期间，只出现了他与玛尔塔的偶遇，提到阿莱伊，以及在巴塞尔遇到的麻烦，泽农的这段生活与帕拉塞尔苏斯的经历最为接近，他们都有过金钱上的起起落落，在孤独中默默无闻和几乎处于幻觉状态；然后，逃离因斯布鲁克之后，又来到德国和波兰，从1551年冬一直待到1955年抵达瑞典。小说中没有关于这段时期的任何信息和细节，只提到雷根斯堡的博尼法奇乌斯·卡斯特尔，受雇在波兰国王的军队里担任军医，回忆起沿途看见冻僵的奄奄一息的伤兵（这一段描写我是从一位美国医生的叙述里得到的启发，1944年战场上的惨状纠缠了他整整一生），还有我自己也参加过的克拉科夫的弥撒。

然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象这些时期，很想将它们写下来，哪怕让这本书的篇幅多出一百页……但是，那样做会不可补救地伤及不同事实和回忆的重要性级别，我们得到的会是一本平淡无奇的传记，其中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都说了。

因斯布鲁克是一段危机时期：自我最后的反弹。在布鲁日，转变差不多完成了。

回答格雷斯翻译《苦炼》时提的一个问题，关于《修道院院长的病》一章中瓦隆卫队的中士（雄鹿客栈）。不可能将这队士兵的头目换成上尉，因为客栈的等级和背景要与《在因斯布鲁克晤谈》形成呼应。中士一词的好处：我们立刻进入了一个平民环境。

从内部和外部看到的人物。

院长一直是从外部看到的。只有他的话语透露出内心世界。

在泽农身上，即便没有任何虚伪的成分，内部和外部仍有巨大差异。《深渊》一章要透露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夏天的乐趣》一章部分的也是同样的效果。）《在因斯布鲁克晤谈》中，内心通过话语透露出来，然而这样一来，思想即便没有任何约束地表达出来，已经用语言形成了。在另外几章中，思考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是一种从行动中诞生的思想，它本身的部分是外在的。在与院长的交谈中，话语本身被置于院长的参照背景上，甚至当泽农与院长意见相左时也是这样，我们只能看到人物的一面，折射角以及与时代形成的入射角。这种情形产生的奇特效果是天才让位于智慧。

细节：虚构那个偷窃膏药的无赖修士，原本只是为了让泽农有理由发火，后来刻画西普里安修士的性格时也用上了。

教会人士。我认为书中一共有五个：康帕努斯，堂·布拉斯·德·维拉，教廷大使，院长，圣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长。对他们加以区别极其困难，不是指这些人物的性格，他们各自的性格非常鲜明，而是他们的级别，头衔，以及当有人跟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应答方式，才不至于让读者一头雾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困难。那些泽农对他们的兴趣相对来说不算持久的人物，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仅仅是头衔。他经常想到的那些人物有一个名字。为了避免混淆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和雅各比会修道院院长，即堂·布拉斯·德·维拉，后者在小说整个第一部中只有一个头衔，后来才有了名字。但是这个细节也意味着泽农想到他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关于书中几个女人的名字，也是同样的考虑。匈牙利女人和瓦朗斯姑娘没有名字，因为她们在人物的记忆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而且更多由于时代而非性格的原因，泽农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区分女人的个性特征。尽管弗罗索夫人在泽农眼里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她也没有名字，部分原因是对他而言，她首先是一位贵族夫人。

也许是在与女性人物的关系上，他最难完全忠实于时代的习俗。可以仿效的例子之一是《丢勒日记》；另一个是蒙田。女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男人的头脑里（除非这个人是柏拉图主义者或者彼特拉克式的文人，或者布朗多姆式的浪荡子，即便这样也还难说），就算不是配角，始终也只扮演一个极其有限的角色。

院长稍稍谈到了自己的妻子，他这样做的时候应该极其迟疑。他为提起这样谦卑的回忆感到难为情。

女佣卡特琳显然与关于童年的叙述中提到的那些女佣相呼应。

然而这些都不应该说出来。泽农本人不会费心去作这些比较。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我们看见一个人物在生活中与一些人交往，但要避免必然让他回忆起同样这些人。这里显然有一种技巧，可以说是一个窍门，用来表现人物的不同侧面，呈现任何人生都具有的几乎无法穷尽的丰富性。然而也有一种内在的真实：记忆会在有意无意间有所遗漏，扔掉那些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无论维维安还是雅奈特·弗贡尼埃，都不应该再次提起她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