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总之，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社会主义已开始彻底瓦解。这是人类在常识（common sense）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普通人[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这一进程。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9年10月5日

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和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用了三十年，但这个共产主义巨人的解体却只用了三年。对于在冷战中长大的人来说，这件事突如其来，惊心动魄。对喜欢用天启论的眼光看问题的人而言，冷战乃是善恶之间的搏斗，而且是罗纳德·里根及其政府制服了共产主义这个大恶魔。但大部分学者和分析家的看法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是在它自己的领导人手中，在新的思想、政策和形势的影响下走向末路的。著有《1989年之谜》的加拿大政治学家雅克·莱韦克（Jacques Levesque）认为，“我们目睹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一个大国的政策，克服重重困难与阻碍，坚持以这样一种基于普遍和解的理想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而在这种世界观中，敌人的形象不断地变得模糊起来，直至实际上消失不见”。

人们总是以为，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学者们往往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归因于一些宏大的、与个人无关的力量：均势的改变、国家之间的矛盾、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起等。而按照目前的学术风尚，同样时髦的还有突出历史的微观层面，即“普通人”的作用与信念、社会生活变化的递增以及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权力。在这两种倾向中，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塑造的观点似乎完全名声扫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不愿意承认，掌权者个人的性格特点在紧要关头可以对历史造成重大的影响。

然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戈尔巴乔夫的因素》中坚称，这个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的英俊男人，“对于结束东西方的冷战贡献比谁都大”。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对他最忠诚、最支持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评价很值得一听。他说，戈尔巴乔夫“就个人的品质来说，算不上‘伟大人物’”，但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而那“对于历史来说更有意义”。比较爱挑刺儿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提出了另外一种同样值得注意的评价：戈尔巴乔夫“才智出众，但性格软弱。如果不是这种个性上的矛盾，很难把他理解成历史行动者”。沃尔科戈诺夫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才智、情感和意志”为苏联的解体打上了独特的印记。

在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写作中所采用的那些原始资料几乎都是成问题的。这一保留意见同样也适合于他的许多批评者在事后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充满了怨毒与恶意，例如瓦列里·博尔金（他是与赖莎·戈尔巴乔夫关系最近的人）和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书。尽管如此，这样的书，还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副总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ev）、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戈尔巴乔夫的贴身卫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比较慎重的文章与访谈，还是值得仔细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朋友们的看法表现出另一种类型的偏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吉·谢瓦尔德纳泽、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其他助手和同事，都承认他们以前的上司犯了许多错误，有缺点，但他们对他及其政策背后的那些想法仍然是敬佩的。卡连·布鲁坚茨是唯一的例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戈尔巴乔夫固然使得冷战的结束成为可能”，但也“无意中充当了苏联的清算人”。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一种比较具有启发性的原始资料是他的助手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些记录，以及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及公众人物的会谈记录，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刊发，有一部分可以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里查到。最后，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最为复杂的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了。要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搜集证据并非易事；这些回忆录故意弄得让人难以理解，而且经过仔细的编辑，只有非常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但即便如此，他的回忆录以及有关他执政的那段岁月的回忆，仍然载有他个性的最有力的印记。自从他离开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位以来，他还是他，其独特的言行即使在今天，依然使他与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家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