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我们的谈判一定要心胸开阔，不能狭隘。我们做出的安排要能促进世界的安宁。

——1972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致基辛格

1972年5月29日，理查德·尼克松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历史上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的富丽堂皇而又古老的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文件，其中包括《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这个隆重的场面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高潮，也是冷战开始以来苏联国际声望的最高点。

关于缓和的起源与意义，向来是众说纷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历届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批评者，一直在抨击缓和，说它是对苏联的姑息养奸，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为了掩盖其四处出击以谋求军事优势的秘密计划，才打出缓和的旗号。缓和的支持者则辩称：在面临着核恐怖的世界中，缓和是唯一审慎的选择，是因冷战而被割裂的欧洲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正确的。批评者认为，里根执政时的重新装备和针对苏联的利益发动的全球性攻击，有助于克服缓和后遗症并确保西方的胜利。支持者则坚称，缓和对于结束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功不可没，因为它无意中导致了苏维埃帝国的“过度扩张”，并因此而成为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的因果锁链中的重要一环。

缓和研究一直主要是针对西方，对于苏联方面的了解则是粗略而不完整的。先前的缓和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状况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的理解。不过，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在于，原始资料不足以及在西方的解释与苏联的现实之间缺乏相关性。本章要尝试着阐明苏联行为的动机，特别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身边直接负责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对于从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的缓和政策的贡献。我将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就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而言，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中，主要的争论和动机是什么？对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和美中恢复友好关系这些重大的新发展，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怎么看？当时美国似乎在走向衰落，而苏联在战略上是否打算对此加以利用？

要分析苏联的缓和之路，必须从那些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入手。其中包括：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班子的集体思维；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1964年之后正统意识形态的回潮；以及在保守派与去斯大林化的新对外政策的支持者之间的持续的分裂。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看法与态度，他的崛起和进入领导层，还有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观点。在他的领导之下，在短暂恢复强硬路线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以及在欧洲的缓和。

尼基塔之后的动向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的下台使得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大权落到了政治局的领导集体手中，这些人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党内崛起的第二个寡头集团。关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对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和冒险行为十分不满。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Dmitry Polyansky）准备了一份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特别报告，在其中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中，有下面这一段话：“赫鲁晓夫同志草率地宣布说，斯大林没有能够渗透进拉丁美洲，而他[赫鲁晓夫]做到了。但是，只有一个赌徒才会断言，在现代的条件下，我国能够给予该洲的任何国家以实际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们只会把需要援助的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为了保卫某个拉美国家，如果我们率先对美国发动核打击，那我们不仅会成为反击的目标，还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的行为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声誉。报告还简要地提到“苏古关系的严重恶化”。

波利扬斯基的报告借用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反对新对外政策的许多观点。波利扬斯基拒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苏美达成一致，那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与美国的和解不现实，因为美国人“要争夺世界霸权”。其次，它错误地把英国、法国和西德只是看作“美国人驯顺的仆人”，而不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波利扬斯基的看法，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和与矛盾，以此证明美国在该阵营中并不是拥有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且也没有权利假装着扮演这一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