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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戴维斯开始与印度考古调查学会的创办人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这位退役的少将军官，退伍后成为考古学家——频繁通信，后者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志向，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殖民地服务期间，两人很少碰面，直到返回英国后，他们才开始真正深入地交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呼应——戴维斯立志从残存的巴利语佛典来探究原始佛教的教义，另一位则通过考古发掘间接复兴了近代佛教。

“坎宁安爵士主持印度考古调查学会期间，展开了对鹿野苑、摩诃菩提寺、桑吉佛塔和诸多佛教石窟的考古发掘，这些成果极大地鼓舞了戴维斯。同时，对佛教的探究也渐渐转变为真挚的信仰，一种与母国的新教传统并生的信仰。

“戴维斯返回英国后，于一八八一年创立巴利圣典会，致力于巴利文佛典的英译以及遗存贝叶经的搜集和保护。诞生于印度的原始佛教，因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官员的译介而获得了广泛传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始不是佛教成为普世化宗教的又一个契机。

“原始佛教专注于人类的有情解脱，以众生平等的慈悲智慧，导引其信徒在当下世界中确立自身的信仰皈依，其本身蕴涵的包容性的和平力量深深吸引了戴维斯。‘在整个佛教史上，佛教徒在许多世纪中长期占有优势，我不知道它有过迫害其他宗教的记载。’戴维斯教授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就有过这样的评判。

“他曾试图争取英国当局的财政支持，以进一步在西方世界传播深邃的东方佛法，并试图在雅利安人和印度佛教之间建立某种种族的亲近性。但十九世纪后期的大英帝国，国力开始衰颓，远东地区包括印度在内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此时已无暇他顾。

“慢慢地，在佛教学者之间，在佛教学者与考古学家之间，开始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坎宁安爵士去世前一直运用其影响力，以《皇家亚洲文化协会》杂志的名义，创办了一个跨界的佛教学术团体，成员包括了马克斯•缪勒、戴维斯、缪勒的弟子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美国学者奥尔高特以及鼎力支持圣典会英译三藏出版的斯里兰卡学僧，如创办了印度摩诃菩提协会的达摩波罗、几位当时英国顶尖级的考古学家等。你也可以称之为‘隐修会’。

“这个团体除了赞助巴利文佛典的英译，推动西方各国的佛教学术研究，还致力于在广阔的佛教传播区域内开展实地考察，试图勘察和发掘年代更为久远的佛教历史遗存，寻访那些在偏远地区仍可能信奉原始教义的僧团。他们很少结社聚会，更多地是通过学术通信、《皇家亚洲文化协会》杂志特刊以及单独的考察项目进行，彼此交流新的学术发现，解读辨析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而戴维斯在世时，巴利圣典会一直公开避免直接参与相关的文物考察工作。

“坎宁安爵士和戴维斯去世后，这个学术团体并未就此解散，卡罗琳·阿古斯塔夫人接手了圣典会的工作，而她对于原初佛教显然怀有更激越的探索精神。要知道，卡罗琳·阿古斯塔夫人可是个唯灵论者，正是她启发鼓舞威廉·史梯德走出了书斋。史梯德曾多次进入南亚次大陆的腹地，寻访各处的佛教隐修者，有时也会同其他学者和考古学家一同进行实地调查。”

荷默教授站起身来，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书，正是中村传递信号的那本《早期佛教正伪辨》。

“宋先生，高木直子小姐，髻智尊者正是威廉·史梯德。他和另一个英国人，那个在斯里兰卡出家、写了佛陀传略的髻智比丘很容易混淆起来是不是？这只是一个巧合。此书出版于一九二〇年，‘一战’结束不久。史梯德在尼泊尔的一个雪山寺院写成了此部书稿。史梯德这本匿名著作，开启了对佛陀本初教义的真正探索。此书写成之后，戴维斯就将他召回了英国，他们两个合作出版了那本著名的《巴英字典》。”

但荷默还没有说到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与高木繁护、中村佑行有关的段落。

本特利教授插话道：“您这些背景叙述实在太过冗长了，我们的客人已经不耐烦了。”

“我们一路追寻而来，正想要听到这些。”直子丝毫不觉得厌烦。

荷默继续往下铺陈：

“史梯德遍访斯里兰卡和尼泊尔雪山大寺的高僧大德，很快就找到了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一九三五年，在去印度内地的旅行途中，他与您祖父，才二十五岁的高木繁护会合了。

“此时，经过几代人的精进努力，日本学者在佛教史研究、佛典整理和部派教义比较研究等方面已成果斐然。一九二四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了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并于一九三四年印行了汉文大正藏；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由宇井伯寿等知名学者发起的高楠博士功绩纪念会又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的巴利文三藏翻成日文出版，名为南传大藏经，北传佛教因现代学术的进步第一次全面引入了南传上座部佛典。由是开始，对各部派佛经的比较研究在日本获得了认可。在二十世纪前期，日本俨然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而且，他们非常支持进行文物考察和实地寻访，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怀有一股虔诚奋勇的精神力量的缘故吧。在史梯德和高木繁护两人碰面前，宇井伯寿在与卡罗琳夫人的通信中提到了他的弟子前去南亚巡游访学的事情，替他们提前安排了这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