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2/3页）

在甄别原始佛典的方法上，高木繁护继承并深入演绎了宇井伯寿提出的理论方法，认为现今所传的经藏与律藏，绝不可看成是佛陀亲说的传承原型，提出了“应向佛陀的根本思想上去求”与“文本的比对印证相辅而行”的两个重要观点。而比对印证的基础就是现存最早期的巴利文文本和汉译文本。南传巴利文五部尼柯耶（意为“经集”）都出自后期上座部某一支系，因所用语文接近佛陀在世时的印度俗语，较之北传佛教根据梵文译出的四阿含（与“尼柯耶”同义）更富于原始色彩，因此近世欧美学者多通过巴利文圣典的校勘来采证原始资料。但高木繁护并没有忽视北传四阿含的价值，四阿含分别译自后期不同部派，按年代先后次序，以《杂阿含》最先，其次是《中阿含》，再次是《长阿含》及《增一阿含》。从《杂阿含》的成文年代和行文简略的特点来推断，正可与南传巴利文佛典互为参照，成为探索原始佛法的共同指引。自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以降，及至宇井伯寿等后代学者，日本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及时采纳了西方学人的方法体系，本身又兼有北传佛学的根底，这是日本近世以来数代佛教学者获得重要进展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高木繁护进入了对后期部派的比较研究。《东方圣教隐修法门》关于这个部分的解说引用了大量当时的研究成果。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提到了一个隐修教派的存在。在阿育王时期，上座部[2]曾有一支僧团深入了印度西北和现今尼泊尔地区，世称雪山部[3]。这个隐修教派极有可能与雪山部有关。此派认为阿难和富楼那才是正法结集者，奉释迦牟尼所说经为根本归依，视历次结集的佛典为旁出。同时，还糅合吸纳了被历代僧团极力打击的提婆达多学说。

而这个提婆达多，在佛教中的地位犹如基督教体系中的犹大。按照所有现存佛教文献的记载，他在释迦牟尼在世传法时就与佛陀产生了教义分歧。作为佛陀的对立面，提婆达多被归入了佛典中的“破僧”。

产生冲突的焦点，是提婆达多“谤毁圣说，决生邪见，定断善根。‘但有此生，更无后世。’作是知己，于其徒众别立五法”。此五法[4]主张生活起居应彻底戒除凡俗羁绊，其实是佛陀悟道前早已放弃的苦行道。须知迦叶本人在僧团中也以苦修著称，若因此行为而产生争端分歧，似乎并没有说服力。此外，提婆达多还否认消极的轮回观念。他与另一佛陀弟子富楼那的见解相似，不承认有今世、后世，极力反对对教理的世俗化歪曲。

高木繁护认为，后世佛教的种种弊端流俗皆因之而起。即使在现存正统佛典的文本中，佛陀也从未正面阐述过简易直观的“轮回”说，他所概说的只是寓言化的“十二缘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佛陀的“因缘说”本义反而与提婆达多倡导的“教理的非世俗性”更为贴近。在初次结集时，佛陀的很多原初教义在迦叶的权威下被消解或过滤了。迦叶逝世后，阿难继承了法钵，但此时迦叶的“修正教理”已成正统。

至于提婆达多的公案，迦叶正是始作俑者。在隐修教义中，提氏只是佛陀大弟子中较为偏重头陀苦行的一位，却因公然挑战迦叶而被竭力攻击贬低。根据正统派佛典所载，提婆达多这个阿难的亲兄弟、佛陀的堂兄弟曾与阿阇世王联手加害佛陀，犯下破僧、伤佛、杀比丘尼三种恶行，因而被打入了地狱，而“共犯”阿阇世王后来却觉悟逆转成为护法王，这完全不合逻辑。联想到阿阇世王对初次结集的赞助支持，就不能排除迦叶及正统派僧人党同伐异的嫌疑。

奇怪的是，在后世的《增一阿含经》中，提婆达多因为加害佛祖，“堕入地狱，受大苦难。便发悔心，称‘南无佛！’”。而身处地狱的提婆达多竟被佛陀授记为了辟支佛[5]，名曰南无。根据这部经所说，佛陀弟子目犍连和阿难分别前去地狱探望过他。这显然是后世僧人为弥合正统教派和隐修教派的巨大分歧而作的巧妙妥协。

梁僧祐《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中曾就此谈论道：“拾检调达之历缘也，亟为戚属恒结仇雠，岂以标明善恶影响秘教乎？是故经言：若言提婆达多造逆罪堕阿鼻者，无有是处。斯乃诸佛境界，非二乘所测也。”连僧祐也觉得不可思议。

高木诘问道，如若提婆达多确是与佛陀势不两立的恶人，怎可能被接纳成为辟支佛呢？

读到此处，宋汉城不由联想起中国学者季羡林。关于提婆达多教案，季氏也写过一篇分析精到的专题论文，与高木繁护书中的论见可谓是不谋而合[6]。

而事实上，奉持提婆达多学说的教派僧团在印度本土绵绵流传未绝。由于印度不重历史记载，中国古代求法僧的实地记录倒为我们提供了该教派存在与衍变的确切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