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圈焦土（第7/14页）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后去检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进入法伦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且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编织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发现，也没有时间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有一点使她在所有怀疑对象中显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玛丽·泰勒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受过的训练使她认为绝对服从命令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个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达格利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

仿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仿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他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在这个国家也还有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斯尔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18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护士长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总是很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达格利什说：“直到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有四个理由。佩尔斯护士在开口对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得证实马丁·德廷格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了一张借书证。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佩尔斯护士借那本书的原因，或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用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明白佩尔斯绝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